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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樹清:中國的復興無人可以阻擋

作者:本站編輯       稿件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發布時間:2019-06-17

非常高興參加這次會議,我愿就當前國內國際共同關心的幾個經濟金融問題交流看法,歡迎大家提出批評意見。

美國升級貿易摩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5月10日美國政府對中國輸美2000億美元產品加征關稅,隨后又對華為公司及相關企業發布禁令,同時宣稱要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反補貼調查。中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對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們一如既往地相信,貿易戰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損人不利己且危害全世界。

從中國來看,美國固然可以把關稅加到極限,但是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非常有限。第一,絕大多數輸美產品都非常適合內銷,中國正處于消費升級時期,快速擴展的龐大市場會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不會對現有消費品產生“擠出效應”。第二,市場多元化取得很大進展,“一帶一路”倡議正在見到成效,美國之外的市場歡迎更多中國產品。第三,相當一部分還會出口到美國,有的是因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因為利潤豐厚因而美國進口商愿意分攤成本。第四,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需要有一定規模的生產轉移到海外,這會加快中國的高質量發展。第五,中國金融市場2018年已受到過度影響,目前的韌性顯著增強,進一步的沖擊不會太大。

從美國來看,其自身將受到幾乎相同力度的打擊。對中國的出口將萎縮,會損害許多美國企業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將明顯下降。長期依靠進口中國產品進行加工、組合、運輸、分銷而創造增加值的眾多美國國內企業,將受到嚴重擠壓,其中一部分可能面臨生存威脅。美國消費者將支付很高成本,中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農民和藍領工人實際損失的福利更多。同時,美國擁有數量龐大的海外資產和負債,比任何國家都更依賴華爾街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而貿易戰勢必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震蕩和低迷。

從邏輯上看,美國加征關稅的目標是要減少美中貿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國反制,它的直接結果很不確定,加上其他因素影響,最終效果很可能適得其反。第一,美國將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列入制裁名單,明確禁止美國企業出售產品和技術,等于是自己直接增加逆差。第二,發動貿易戰震驚國際金融市場,人民幣匯率快速走貶,美國政府很快又擔心關稅的作用被抵消。第三,大幅加征關稅會推高物價水平,從而使美國經濟有可能喪失低通脹優勢。第四,遏制住中國對美出口,由此產生的空缺必然由其他經濟體彌補,逆差總額并不能減少。

從歷史來看,美國與其他后發國家的貿易爭端已有40多年歷史。最初是德國、日本,隨后是亞洲“四小龍”。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逆差國。目前,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孟加拉以及若干拉美國家,增長勢頭良好,正在加速推動改變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格局,中國對美出口可能逐步減少,但是美國逆差的格局很難改變。

美國從對華貿易中獲取極大好處

單從統計數據看,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金額和占比都很大,似乎吃了虧。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美國實際上獲得了多方面的極大好處。形象點說,美國從中美經貿往來中得到的好處,相當于從一頭牛身上剝下了好幾張皮。

一是美國的進口商及跨國公司拿到貿易差額中的絕大部分增加值。美中貿易逆差中將近60%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其中相當部分是美資企業,銷售這些商品最終形成美國公司的收入和利潤。中美貿易不平衡中61%來自加工貿易,在實際價值分配中,中國得到的份額并不高。此外,美資企業全球海外銷售總額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中國市場。二是美國消費者通過中美貿易獲得巨大的“消費者剩余”。據估計,美國市場的零售商品中四分之一左右從中國進口,如沃爾瑪售賣的產品中26%直接來自中國。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源源不斷輸入美國,降低了美國家庭的生活成本,提升了其福利水平。三是美國輸往中國的產品和服務都是中國發揮價格支撐的領域。例如,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及民用飛機、芯片等,如果沒有中國的大量采購,其價格絕不會是今天的水平。美方統計,對華服務貿易每年都有400多億美元的順差。四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出現“高消費、低通脹”奇跡。即便在實施量化寬松的10年里,美國也沒有出現明顯通貨膨脹,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超過歐洲、美國、日本總和的中國處于高速工業化成熟時期,空前地增加了全球消費品供給。五是美國獲得巨額廉價資本回流。中國貿易順差積累的資本,以購買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的方式回流美國,支撐著美國的消費和投資。截至2018年底,中國有7.3萬億美元的國際金融資產,其中一半以上以美元形態存在。中國資本的持續流入使得美國市場資金成本極低,為其經濟的復蘇和繁榮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六是美國長期占用著中國巨額儲蓄資源。中國人民勤勞節儉,即使在月薪十幾美元或幾十美元的時候,也會省出一點錢來儲蓄。中國的國內儲蓄率和居民儲蓄率一直處于很高水平,而美國存在較大的投資——儲蓄缺口。美國對中國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意味著美國占用同等規模的中國凈儲蓄。

由于中國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以購買證券和其他資產為主,而且美國金融體系中直接融資占比很高,所以存款創造效應較低。過去十幾年里美國的廣義貨幣和現金都增長緩慢,這與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情況形成極鮮明的對照。這足以解釋美國的一個新秘密:印制和發行美元的費用也節省了許多。國際金融學里著名的“特里芬難題”找到了一個更有效的化解方式。

指責“中國偷竊美國技術”是強權邏輯

中國40年前開始引進外資,設立“三資企業”,境外投資者從中國獲取了巨大利益。現在外商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高達數萬億美元,利潤高達數千億美元。這一切都建立在企業互利互惠的基礎之上,沒有一個合同是中國政府強制外商簽訂的。嚴格履行契約一直為歐美所倡導,也日益得到中國企業和居民的由衷認同。現在美方突然指責中國的法律和經濟實踐是“逼迫外方轉移技術”“強制獲取外方知識產權”,甚至直接使用“偷竊”這樣的字眼,這不僅不符合基本事實,而且也是對中國人民的極大侮辱。

任何一個后發國家都會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知識和經驗,所以發展經濟學才有“追蹤模仿階段”這一概念。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有十多個世紀科學技術領先于全世界,我們的無形資產給整個人類文明的演進作出過無與倫比的貢獻。“四大發明”直接促成了歐洲的資本主義興起,沒有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就沒有現代工業化經濟,無論是弗朗西斯?培根還是卡爾?馬克思,對此都作出過極高評價。現在看來,我們的祖先是有缺憾的,他們發明了太多的東西,唯獨沒有發明“知識產權”。

翻開歷史,可以看到歐美工業化時期,各國相互之間的技術模仿和抄襲十分普遍,一些企業曾經不擇手段地獲取他人技術,這是特定歷史階段不可避免的現象。每個發達國家都經歷過規范知識產權保護的過程,但是,每個國家都在前人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探索取得新突破,為技術進步作出新貢獻。而且,我們認為,沒有哪個國家的現代化是靠偷竊取得的,包括美國,都是靠本國人民辛勤勞動努力奮斗得來的。

以技術換市場或以市場換技術,本來是西方國家發明的。基于公平原則的技術交易,是各方認可的基本市場經濟活動。多年以來,歐美發達國家一直標榜自由貿易、公平交換,聲稱要向發展中國家主動轉移知識和技術,幫助第三世界擺脫貧窮和落后,實現經濟獨立。如果能達成這一目標,當然有利于世界發展。現在看來,美國根本就沒有兌現承諾的意愿。

發達國家一直在依靠技術轉移獲得巨大收益。通過專利、特許經營等方式,發達國家的許多科學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中獲取了高額利潤。除此之外,很多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中得到檢驗,這些國家的工程管理人員對改進和完善技術作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發達國家科技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美國借知識產權保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對中國的指責完全沒有依據。在當今世界,中國是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堅定維護者和積極建設者。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弗朗西斯?高銳在2019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上贊揚說:中國已成為全球知識產權創造和保護的典范。僅僅在幾年前,美國的政府、機構和政要都公開肯定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取得巨大進步。這一切難道一夜間就改變了嗎?

歷史早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靠制裁和封鎖不僅不能阻止一個國家的科技和經濟發展,反而會激發其自主研發的決心,加快其技術進步的速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受到各方封鎖和禁運,在“一窮二白”異常困難的條件下,仍然制造出“兩彈一星”,使中國逐步躋身于世界科技大國行列。

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黨中央、國務院決定要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近年來,人民幣籃子匯率在全球貨幣中一直表現穩健,中國政府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性之間求得平衡,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可。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不斷以“操縱匯率”的指控威脅中國。按美國財政部的定義,匯率操縱需同時滿足三個定量標準:一是對美貿易盈余超過一年200億美元;二是經常項目盈余占到GDP的3%;三是通過匯率干預買入的外匯超過GDP的2%。2018年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僅占GDP的0.37%,也沒有大量買入外匯,更沒有靠匯率貶值獲取貿易競爭優勢。美國政府很難給中國扣上這頂帽子。

過去十幾年里,凡是人民幣出現較大幅度貶值,基本都是由于外部原因。最近一次,離岸人民幣兌美元一度下跌超過3%,完全是美國升級貿易摩擦的結果。一直以來,發達國家不斷要求人民幣增強匯率彈性,但當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提高、波動幅度加大時,有的國家又表現出“葉公好龍”的態度,對我們無端猜疑指責,這種行事方式顯然十分可笑。

眾所周知,雖然近期外匯市場出現波動,但中國企業和居民并沒有出現任何恐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通過買賣外匯來獲取投資收益是不現實的,將金融資產轉移到海外也是不安全的。在成熟市場國家,幾乎沒有企業和居民專門靠“炒匯”獲取投資收益,盡管日本曾出現過所謂“渡邊太太”,但實際結果也并非如當年的傳說。

人民幣匯率短期波動是正常的,但長期看,我國經濟基本面決定人民幣不可能持續貶值。中國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具備極好的市場空間和增長潛力。隨著經濟發展質量提升,人民幣市場匯率將不斷向購買力平價靠近。投機做空人民幣必然遭受巨大損失。

中國不存在所謂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近年來,國際上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結果,而且這也是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超強競爭力的原因。這種說法毫無根據。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成分已呈現出日益明顯的多樣化特征,國有企業的市場份額一直在持續下降。加上政府的公共服務,國有經濟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國有企業中,很多已在境內外上市,實際上是混合所有制企業,100%的純國有企業已經極少。大型國有企業中,也有大量子公司控制權已讓渡給民營企業。即使是中央國有企業,相互之間也處于競爭之中。20多年前軍工企業改革時,每個行業都分出兩家以上公司。

當前,民營和外資幾乎可以進入所有行業、所有領域,只有極少的法律和政策限制。無論是軌道交通還是裝備制造、能源原材料等都可以看到不同所有制企業。我們堅持競爭中性原則,強調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鼓勵他們既競爭又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多方共贏。中國的產業政策、信貸政策是指導性的,各項政策落地必須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這種指導性政策本質上與美國的“出口倍增計劃”、歐盟的“工業復興戰略”沒有太大差別。國際上時常有人抱怨中國政府給各種商品提供巨額補貼,其實這種批評在邏輯上就難以成立,如果要給所有企業都補貼,那必須從所有企業平調資源。

金融業也形成了多樣化的格局,我國金融機構既有國有控股,也有民營和外資控股,上市機構和農信社等還有自然人參股。4588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中,民營資本控股的超過3000家。170家中資保險公司多數為民營控股,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絕大部分也由社會資本控股。即便是5家大型商業銀行,十多年前外資持股就可以達到25%,當時在美國申請設一個分行都十分困難。目前,大型銀行中國內外非國有資本股權平均達到約30%,有的甚至超過40%。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五大銀行的效益指標雖然不斷提升,但是市場份額一直在持續下降,現在只有37%,與歐美主要經濟體相比,其市場集中度處于明顯偏低水平。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證是中國金融科技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對民營互聯網企業采取了審慎包容的態度,營造了公平競爭的環境,國有控股的大型銀行從一開始就采取了競爭合作態度。例如,支付寶便是在建設銀行等大中型銀行的支持合作下,十幾年前開始誕生并快速發展壯大。如今所有金融科技公司都與大中型銀行結成了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其他銀行也大力發展金融科技,與互聯網企業在資金籌集、賬戶開立、支付結算、普惠金融等方面開展全方位合作,相互取長補短,效果十分顯著。由此可見,即使在最重要、最核心的領域,中國政府也沒有采取簡單的國有企業壟斷政策。

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目標不會改變

近年來,國外一些機構和組織對我國企業的公司治理產生了許多懷疑,特別是對黨組織的作用有嚴重誤解。中國的民營企業一直是根據公司章程和組織架構,作為獨立主體按市場化原則自主經營、有效運轉,黨組織并沒有進行干預。

在國有企業中,黨的領導一直發揮著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是我們公司治理模式最鮮明的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必須一以貫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優化完善公司治理,也要更好發揮黨組織作用,使二者有機融合,相互促進。

從全球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看,公司治理并沒有統一模式,更沒有完全可以照抄照搬的“最優模式”。我國企業在公司治理基本原則和框架等方面與國際一般標準保持一致,2016年在中國召開的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更是在公報中明確提出支持二十國集團/經合組織倡導的公司治理原則。在總的原則框架下,實踐中適應具體國情進行補充和完善,符合國際通行做法。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堅持黨的領導完全可以兼容。一是在科學有效的制衡機制上,我們推動股東大會、董事會、管理層、監事會各就其位、各自承擔法定職責。黨委會主要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在貫徹執行國家法律政策、培育健康企業文化、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發揮核心作用,經營決策還是董事會負責。二是在利益相關者保護上,良好的公司治理要充分兼顧股東、員工、客戶、社區、債權人以及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等各方面的合法權益。我們黨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擁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和良好的組織動員能力,可以更好地實現、維護和發展各方合法權益。三是黨組織實行集體領導制度,黨委會與董事會、監事會成員也實行雙向進入,交叉任職,能夠更好地防止內部人控制、大股東操縱和董事履職不充分、獨立董事不獨立等問題。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公司治理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黨委的核心作用發揮很充分,經過股份制改革、引進戰略投資者、境內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舉措,在公司治理和經營績效等方面已取得了歷史性突破。有的銀行十年前就曾獲得公司治理的國際大獎。這些銀行已高度國際化,股東和機構網絡遍布全球,一些關鍵的經營指標,如勞動生產率、資本回報率、成本收入比、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等都處于國際先進水平。這也充分證明我們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可以成功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優秀公司治理模式。

堅定不移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

金融業開放是大勢所趨,不會停頓,更不會倒退。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到2018年中國進口和出口已分別占全球的10.8%和12.8%,全球超過一半的國家將中國視為最大貿易伙伴。相對于貨物生產和交換,我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相對滯后,金融是服務業的重要領域,為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與人民生活的需求,必須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2018年,我們宣布了15條銀行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措施,今年5月份又宣布了12條新的對外開放措施,目前正陸續落地實施。未來開放的空間還很大,目前外資占中國A股市值的比重只有2%,占中國債券市場的比重也只有2.9%,外資銀行資產占全部商業銀行資產的比重為1.6%,外資保險公司占比為5.8%,都還有很大提升空間。我們特別歡迎那些擁有良好市場聲譽和信用記錄,在風險管控、信用評級、財富管理、專業保理、消費金融、養老保險、健康保險等方面具有特色和專長的外資機構進入中國,豐富市場主體、創新金融產品、激發市場活力。

在擴大開放的過程中,金融風險的復雜性和傳染性也會增大。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防控好金融風險尤其重要。要特別警惕跨境資金的大進大出和“熱錢”炒作,堅決避免出現房地產和金融資產的過度泡沫。

中國發展要立足做好自己的事情

沒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夠改變中國的前進方向,中華民族必須將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目前,舉國上下正在按照黨的十九大的部署,推進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我們能不能走得更加穩健,關鍵在于是否能處理好各種矛盾和難題。這意味著,首先要有效應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內部挑戰,特別是人口老齡化、環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均衡和創新能力不足等突出問題。

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約18%,預計到2025年,60歲以上老齡人口將達到3億以上,進入典型的老年型社會。人口老齡化步伐加快,對經濟社會各方面帶來深刻影響。除了勞動人口減少、儲蓄率降低、不利于長期經濟發展外,我國養老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也將面臨嚴峻考驗。

我國環境污染仍然還很嚴重,每年由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成千上萬億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總書記一再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雖然污染治理成本很高,但涉及全國人民切身利益,必須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緊盯問題焦點,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一個突出問題。改革開放后,我國部門、行業、階層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某些不公平競爭導致的收入分配失衡尤為突出。由于自有住房的折算租金嚴重低估,居民收入核算存在很大的改進余地,但是我國的基尼系數總體上仍然偏高,需要我們高度重視。當前,脫貧攻堅戰正處于決勝時期,任務十分艱巨。階段目標實現后,扶貧濟困仍將是一項長期的社會事業。

我國不同地區發展差別也很明顯。東部與西部、南方與北方之間還存在明顯的經濟不平衡,特別是一些老工業區和資源型城市面臨持續發展的巨大壓力。更嚴重的是,一些地方出現了人口凈下降現象。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將十分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不利于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的可持續發展水平。

創新能力不足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這些年,我們對科技教育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投入規模不斷加大,但效果還不夠理想。突出問題是科技教育等方面還存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例如,科技成果的評價體系及與其直接相關的政府類資源配置方式亟待改進。創新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存在“瓶頸”,一些核心技術還存在“卡脖子”現象,嚴重制約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

對于上述問題,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多管齊下,多措并舉,下大力氣予以解決。金融業在這些方面大有作為,這也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勝利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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